2011年6月，80多岁的刘力贞妈妈坐在沙发上，墙上挂着刘志丹将军的照片，那英武的模样，时常让刘力贞妈妈陷入深深的回忆。

根据家乡刘彩霞大姐和刘志学秘书长这些年长的讲，1921年，陕西省保安县金汤镇九咀坡村的一个农家女，嫁给了同镇的刘景桂。女方没有大名，刘景桂就给她取名为“同桂荣”，希望俩人一道过上好日子。

刘家是当地望族，刘景桂在县立榆林中学受老师的影响，接受了共产主义。刘景桂字子丹，便改名为刘志丹。

1925年，已是中共党员的刘志丹，经组织选派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被派往冯玉祥的部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刘志丹离开冯玉祥的部队，在陕西闹起了革命。

1929年的冬天，同桂荣生下了一个女儿。刘志丹很高兴，同桂荣故意说：“高兴啥，不过是个女娃。”刘志丹反驳道：“别看是女娃，将来照样可以当英雄！”他给女儿起名刘力真。

1934年，国民党大军围剿红军根据地，抄家掘坟，到处张贴告示重金悬赏抓捕刘志丹一家，同桂荣的赏金是200大洋。同桂荣带着女儿在梢林深处、山崖窨子四处躲避，曾在一个潮湿的山洞里躲了8天，晚上洞外狂风怒吼，野狼嚎叫，让人胆战心惊。后来，母女俩被游击队接到了南梁根据地。

1936年，为巩固和发展苏区，红军准备东征。在东征前，刘志丹将军对同桂荣姥姥说：“我要生而益民，死而谢民。过去我对你和孩子关心不够，你要谅解。”临走时，刘志丹抱起女儿亲了亲说：“你是我的好女儿。”

1936年4月，刘志丹牺牲在东征前线。同桂荣姥姥正患伤寒病住在医院，没能参加追悼会，而是坐着担架直接到墓地——城南的一个果园。当时满园都是梨花，洁白一片。

部队派刘志丹的警卫员谢五祥照顾母女的生活。同桂荣说：五祥同志年轻力壮，部队急需人，让他在部队好好干吧。部队征求她的意见，如果愿意回老家，可以给一些羊维持生活。同桂荣说：“老刘生前说过，如果有什么意外，让我一定抚养女儿成人，也希望我在革命队伍干到底。我虽然没文化，但有一颗心、两只手，在红军还是可以做些事情的。”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录了他遇到的同桂荣、刘力真：在保安我遇到了他（刘志丹）的遗孀和孩子，一个漂亮的6岁女孩。红军为她特制了一套军服；她扎着军官皮带，帽子上戴着红星，那里人人喜欢她；她像个小元帅，深为自己有一个“土匪”父亲而骄傲。

1937年，同桂荣带着刘力真随部队来到延安。不论什么同志找到同桂荣，她都尽力排忧解难。孩子生病来找，她给出主意，找医生；孩子没奶吃，她帮忙找奶妈；丈夫上前线或调到外地，也常把有病的妻子或儿女放在她家。在延安，“刘嫂子”已成了同桂荣的名字，许多人反倒不知道她真实的姓名了。

组织先后派徐海生、王成学等好几个人给同桂荣当勤务员，同桂荣都送他们去学习，让他们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有更大的发展。刘力真也在延安大学工作了。

人民医生

（1949-1979）

1949年，刘力真妈妈从延安调到哈尔滨医科大学学习。两年后毕业，又转到沈阳医学院，开始了为期5年的正式大学学习。

1954年，刘力真妈妈与张光爸爸结婚。他们是在延安结识的，当时刘力真妈妈是延安大学校部秘书，张光爸爸是边区群众报（后更名为陕西日报）的记者。他们的恋爱很浪漫：有一次刘力真正和大家在食堂吃饭，通讯员送来了封信，还让刘力真签收，这很少见。信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意中人。恋爱后，他们矜持地保持距离，踩着石头过河也不敢手拉手，两人之间还要牵条棍子，走路都要高低错开一点。

后来，有领导想给张光爸爸安排一个领导职务，张光爸爸选择了仍然做记者。1957年，刘力真妈妈和张光爸爸先后回到西安工作。1963年，陕北大旱，省里派刘力真带领一支医疗队，到重灾区米脂县巡回医疗。“刘志丹的女儿带医疗队来米脂了！”消息不胫而走，医疗队每到一处，人们常围上来看刘志丹的女儿。

刘力真妈妈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两年间，医疗队的足迹遍布米脂县的山岭沟岔，不仅为群众治病，还组织当地改水，搞环境卫生，普及医疗知识，培训乡村卫生人员。

刘力真妈妈一点也不觉得自己的工作辛苦，她说：“我从小失去父亲，但父亲为人民的利益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在我心里扎了根。”

但留精神

（1979-2011）

1979年，陕西省人大设立常设机构，补选副主任，在打印名单时，刘力真的名字错打成“刘力贞”。刘力真妈妈没想到自己高票当选，从此，她改名刘力贞。

1981年，刘力贞妈妈离开自己钟爱的医疗岗位，调入陕西省人大，负责科教卫生方面的工作。人大的工作涉及方方面面，不仅要熟悉党的方针政策，还要懂法。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年过半百的刘力贞又开始学习各种法律知识。

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来计划生育上升为一项基本国策。为了做好陕西的相关立法工作，刘力贞收集了全国24个省的计划生育条例，并跑遍了陕西所有的县做社会调查，在扎实的调研基础上，省里在西安开研讨会，讨论了陕西的计划生育条例。

1993年，刘志丹90周年诞辰，已经退休的刘力贞妈妈和同桂荣姥姥回到志丹县（原保安县），看到孩子们穿着花绿新衣，新窑收拾得干干净净，粮食满囤，刘力贞妈妈拉同姥姥的手说：“这里再不是当年那个像‘羊圈’一样的县城了。”

现如今，她对我们孩子们的希望是：“保持独立，走自己选择的道路，以善心待人。”

刘力贞妈妈想起，父亲刘志丹将军牺牲后，部队送回军用皮包、手枪、战马等遗物，同姥姥说，这些东西留给其他有需要的同志用吧。看着父亲的照片，力贞妈妈感到：父亲没有留下“长物”，但留下了精神。正如她家墙上舒同的书法所写：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1936年4月，刘志丹牺牲后，边区政府对同桂荣姥姥和刘力贞妈妈的生活非常照顾，经常派人来家里送些日常用品。1937年抗战开始后，宋庆龄发动南洋华侨为抗日将士募捐物品。一批物资到达延安后，周恩来特意嘱咐为烈士刘志丹的亲属多留一些，年仅8岁的刘力贞妈妈得到了三件物品：毛衣、连衣裙、披肩。这些物品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都被视为高档物品，普通人家的孩子想也不敢想的，年幼的刘力贞妈妈非常喜爱。毛衣和连衣裙刘力贞妈妈穿了多年，时隔多年已经找不到了，唯有这条披肩她一直没有舍得用，天冷的时候，经常拿出，披上一下，又悉心折好，珍藏起来。刘力贞妈妈总是说：“每当我拿起这条披肩，我就觉得心里暖融融的。她想把它捐献给纪念馆，是想将这份博大的爱、这份温暖再传递给下去。”

刘力贞珍藏的当年宋庆龄捐赠给陕甘边区政府的披肩物品

这条披肩为丝制，长158厘米，宽50厘米，正面织有玫瑰红色牡丹花图案，背里为白色。织工考究，质地精良，虽历经60多年，牡丹花依然鲜艳如新，华艳富丽，曼妙万千。

刘力贞妈妈1938年赴苏联时曾在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留住过，所以对七贤庄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建党八十周年之际，她这条披肩捐赠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是对纪念馆的信任和对纪念馆工作的支持。2007年8月，这件披肩被西安市文物局文物鉴定组评为二级革命文物。这件披肩是历史的见证，她饱含着宋庆龄、周恩来同志对红军将士及亲属的关怀爱护，记载着华侨的抗日爱国热情，同时也反映出革命先烈及后代对党的热爱和忠诚。

刘力贞妈妈有着近七十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与父亲戎马倥偬的经历不同，她终身与医学相伴，并将根扎在生养自己的三秦大地。在20世纪60年代陕北遭遇大旱时，她主动到灾害最重的县乡巡诊；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独子袁振威，靠勤勉治学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指挥学科带头人。她说得最多的就是“不忘前辈、不辱使命”“不能给前辈抹黑”“要倍加珍惜革命前辈用血肉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他们形成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今天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离不开前辈们的流血牺牲，未来的发展离不开理想信念的指引。一个没有理想信念的政党更不可能领导伟大的事业，一个丢失精神家园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马克思说过，“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九十多年弹指一挥间，先辈们的追求在一定程度已转化为今天中国发展的现实：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拥有8700多万党员的全世界最大的执政党，今天的中国已成为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今天的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是一个理想，是一面精神旗帜。习近平同志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更加艰巨的改革发展任务，我们需要把革命先烈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和坚定，传递到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头脑中，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