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发布】

面对GDP这个让国人一直强烈诟病的经济发展指标，国家将其改为了国内生产总值。然而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方法并无任何实际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不能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 

据此，我们的GdP指数研究成果正式出炉，重磅发布2024-2025年31省GDP指数全景比对报告！

该比对报告，深度解码区域经济格局，精准研判发展动能，数读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一、概述

本报告以全国31个省份2025年GDP指数为核心研究对象，重点围绕GDP数值、增长率及GDP指数展开多维度比对分析，深入剖析内在关联，挖掘不同省份经济发展质量与增长动能的差异，为区域经济发展研判提供数据支撑。

2024-2025年，我国区域经济呈现“追赶省份提速、龙头大省放缓”的发展态势，31省份GDP数值、增长率呈现显著分化，GDP指数同样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开展本次31省份GDP指数研究比对，聚焦指数差异背后的核心驱动因素，厘清其与GDP数值、增长率的关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指数层级划分及省份分布

1、高指数层级（指数≥100）：共5个省份，分别为江苏省（120.92）、上海市（117.69）、北京市（116.36）、浙江省（108.67）、山东省（101.00），指数均值达112.93，是全国GDP指数最高的群体，均为经济发达地区，GDP数值稳居全国前列。

2、中指数层级（80≤指数＜100）：共14个省份，涵盖福建省、广东省、四川省、河南省、湖北省等经济大省及重庆市、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等中西部省份，指数均值为86.81，是31省份中数量最多的群体，区域分布广泛，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3、低指数层级（指数＜80）：共12个省份，主要集中在东北、西北及西南部分地区，包括辽宁省（71.21）、黑龙江省（69.04）、吉林省（70.23）、山西省（56.25）等，指数均值为73.04，整体经济发展效能有待提升。

三、整体分布核心特征

1、指数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一定正相关，但并非绝对关联：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京、沪、苏、浙、鲁）整体指数偏高，中西部及东北地区整体指数偏低，但GDP数值全国第一的广东省（145800亿元），指数仅为95.40，处于中指数层级，打破了“高GDP数值必然对应高指数”的惯性认知。

2、指数极值差异显著：最高指数（江苏省120.92）与最低指数（山西省56.25）相差64.67，反映出31省份经济增长实际效能的分化程度较大。

3、低指数层级占比高（38.71%），多省份GDP指数未达到80，反映出这些省份经济增长的实际产出效能未充分释放，增长质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四、GDP指数与GDP数值、增长率的关联深度分析

1、指数与GDP数值的关联分析

GDP数值反映区域经济规模大小，理论上，经济规模越大（GDP数值越高），基期基数越大，指数提升所需的实际增长动能越强，因此高GDP数值省份的指数不一定偏高，甚至可能低于部分中小规模省份。同时，人均GDP数值作为补充维度，进一步影响GDP指数结果，其核心逻辑是：GDP指数不仅反映区域经济整体规模与增长态势，更隐含对经济发展质量、人均产出效能的考量，人均层面的指标能更精准体现区域经济增长的“含金量”，进而作用于指数高低。结合本次31省份数据，结合人均相关指标，指数与GDP数值的关联可进一步细化为以下三类情况：

高GDP数值、高指数案例：江苏省（142400亿元，120.92）、上海市（56700亿元，117.69）、北京市（52100亿元，116.36）。此类省份的核心特点是，不仅经济规模较大、增长质量高，人均GDP数值也处于全国前列（上海、北京人均GDP超22万元，江苏人均GDP超16万元），人均产出效能与整体经济增长协同提升。同时产业结构领先（以科技创新、高端服务业为主），受传统行业下行拖累较小，基期经济效能基数适中，使得高GDP数值、高人均产出与高指数形成良性匹配，既体现了规模优势，也反映了高质量增长态势。

高GDP数值、中级指数案例：广东省（145800亿元，95.40）、四川省（67700亿元，88.62）、河南省（66600亿元，91.52）。此类省份作为经济大省，GDP数值稳居全国前列，但指数处于中级水平，人均层面的因素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象：广东省人均GDP约11万元，人均产出提升滞后于整体经济增长；四川、河南人均GDP均低于9万元，人均产出效能偏低。叠加基期基数过大、房地产深度调整、传统产业占比偏高等因素，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处于阵痛期，实际增长效能未充分释放，导致指数难以大幅提升。

中低GDP数值、低指数案例：辽宁省（33200亿元，71.21）、黑龙江省（17000亿元，69.04）、山西省（25700亿元，56.25）。此类省份GDP数值中等偏低，指数也处于低位，人均层面的短板进一步凸显：三省人均GDP均低于8万元，人均产出效能较弱，进一步弱化了经济增长对指数的拉动作用。叠加经济规模有限、传统重工业占比偏高、增长动能不足等因素，多重负面因素叠加导致指数偏低，反映出经济增长的实际效能较弱。

综上，GDP数值与指数的关联核心是“规模基数+人均产出”的协同作用，高GDP数值是高指数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而人均GDP数值则是重要的调节因素——高规模省份若能实现人均产出与整体经济同步增长，可强化对指数的正向支撑，更容易实现高指数；反之，若人均产出滞后、效能不足，即使GDP规模较大，指数也可能处于中低水平。人均层面的指标进一步完善了指数影响因素的分析，说明GDP指数不仅考量整体经济规模与增长速度，更兼顾人均产出效能，更全面地反映区域经济发展质量。

2、指数与GDP增长率的关联分析

GDP增长率反映区域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影响GDP指数的核心直接因素——增长率越高，实际产出变动越明显，对指数的拉动作用越强，但二者同样无绝对线性关系，需结合基期基数、人均相关指标综合判断，具体表现为：

高增长率、高指数案例：江苏省（5.3%，120.92）、上海市（5.4%，117.69）、北京市（5.2%，116.36）、浙江省（5.6%，108.67）、山东省（5.5%，101.00）。此类省份增长率均在5.2%以上，处于全国中上游水平，同时具备产业结构优势，基期基数适中，人均GDP数值高，使得高增长率能够有效转化为实际产出效能的提升，直接拉动指数走高，形成“高增长+高人均效能+高指数”的匹配格局，体现了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的统一。

高增长率、中低指数案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6.2%，81.46）、甘肃省（5.8%，76.88）、贵州省（5.4%，79.10）。此类省份增长率处于全国前列（新疆6.2%、甘肃5.8%均为全国top5），但指数处于中低水平，核心原因在于：基期经济基数过低，即使增长率较高，实际产出变动的绝对量较小，对指数的拉动作用有限；同时，这些省份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主要依赖资源型产业，人均GDP数值偏低，增长效能有待提升，导致高增长率未能有效转化为高指数，反映出“高速增长但效能不足”的特点，契合“落后生提速但基数偏低”的区域经济态势。

中低增长率、低指数案例：山西省（0.8%，56.25）、辽宁省（3.7%，71.21）、海南省（3.8%，67.78）。此类省份增长率偏低（均＜4%），实际产出变动微弱，同时基期基数偏低，多重因素导致指数处于低位，其中山西省作为典型，极低的增长率使得实际产出几乎无明显提升，成为全国指数最低的省份，反映出经济增长动能严重不足。

五、典型省份案例深度比对

为进一步厘清GDP指数与各核心指标的关联，选取4个典型省份（高指数、高数值+中指数、高增长+中指数、低指数）进行深度比对，挖掘指数差异的核心原因，为区域经济研判提供参考。

江苏省（高指数标杆）：GDP数值稳居全国第二，增长率处于中上游，人均GDP数值高，GDP指数全国第一。核心优势在于：产业结构优化，新兴产业与高端服务业占比高，受传统行业下行拖累小；债务压力较轻，财政空间充裕，政策传导效率高；同时基期基数适中，使得高规模、高增长、高人均效能能够有效转化为高指数，成为“规模、速度、质量”三者协同发展的标杆，契合东部优等生的发展特征。

广东省（高数值+中指数）：GDP数值全国第一，但增长率偏低（3.9%），人均GDP数值中等，指数处于中级水平。核心短板在于：基期基数过大，即使是小幅增长，实际产出变动对指数的拉动作用也有限；受房地产深度调整冲击严重，房地产市场占比高、产业链长，对投资、消费和地方财政造成巨大压力；增长动能转换处于阵痛期，旧动能减弱而新动能尚未完全形成有力支撑，叠加人均产出提升滞后，多重因素导致指数未能与GDP数值匹配，反映出龙头大省增长放缓的现实困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增长+中指数）：增长率全国第一（6.2%），但GDP数值偏低，人均GDP数值偏低，指数处于中级水平。核心原因在于：基期经济基数过低，虽然增长率高，但实际产出变动的绝对量较小，对指数的拉动作用有限；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依赖资源型产业，增长效能有待提升，人均产出基数低，导致高增长未能有效转化为高指数，体现了“落后生提速但基数不足、人均效能有限”的区域经济特点，虽然增长速度快，但增长质量尚未充分释放。

山西省（低指数标杆）：GDP数值中等偏低，增长率全国最低（0.8%），人均GDP数值偏低，指数全国最低。核心问题在于：经济增长动能严重不足，传统重工业占比过高，产业结构单一，受行业周期影响较大；极低的增长率使得实际产出几乎无明显提升，人均产出效能弱且提升滞后，同时基期基数也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多重负面因素叠加，导致指数大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反映出传统资源型省份经济转型的艰难。

六、研究结论

GDP指数分布呈现显著区域分化，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高度相关：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京、沪、苏、浙、鲁）指数整体偏高，中西部及东北地区整体偏低，指数极值差异显著，反映出全国区域经济增长效能的分化程度较大。

GDP指数与GDP数值、增长率、人均GDP数值、人均GDP增长率及增幅无绝对线性关系，是多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高GDP数值是高指数的必要非充分条件，需结合基期基数、增长效能、人均产出效能综合判断；GDP增长率是指数的核心直接驱动因素，但高增长率若伴随低基数、低人均效能，也难以形成高指数；人均相关指标作为重要调节与支撑因素，直接影响指数高低。

GDP指数高低直接反映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与增长效能：高指数省份（京、沪、苏）均具备产业结构优化、增长动能充足、人均产出效能高的特点，实现了规模、速度与质量的协同；低指数省份（晋、辽、黑）则普遍存在增长动能不足、产业结构单一、人均产出效能弱的问题，经济增长效能较弱。多数省份（中低指数层级）经济增长的实际产出效能、人均产出效能未充分释放，反映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仍有较大的质量提升空间。

本次研究仅基于31省份2024-2025年GDP数值、增长率、人均GDP数值、人均GDP增长率、GDP指数三项核心数据，对各指标关联的分析仍有一定局限性；同时，未考虑政策变动、突发因素等外部影响，结论的全面性有待进一步提升。欢迎社会各界共同开展沟通交流指导，进一步完善研究结论，为区域经济发展研判提供更精准的数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