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将我从梦中惊醒，此时2022年11月29日子夜——美国西部时间比中国晚16个小时。浏览手机最新的信息，得知江泽民同志病逝上海的噩耗。顿时，我睡意消失，眼前浮现他的音容笑貌，想起一些往事……

早在47年前，我就知道江泽民其名其人。

1975年，我被上级任命为上海第四电表厂党政一把手。这家工厂规模虽然不大，却承担着援助罗马尼亚建设电表厂和在贵州建设备战电表厂的繁重任务。那是强调一元化领导的年代，厂内的各项工作都要我挂帅，援罗工作也不例外。厂里有一个“三结合”的专家小组，由技术副厂长周银生负责。专家小组中有个工人叫高步洲，据周银生介绍，他装配技术比较丰富，其表哥江泽民是一机部某部门负责人，系中国援罗专家组组长。

我当然心知肚明选择老高的理由，凭借他与江泽民的特殊关系，进京跑部办事方便，有利于援罗工作。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按时保质完成援罗项目是我工作的重中之重，故我对专家小组提出的要求总是开“绿灯”，调动全厂资源予以保障。

与援罗小组接触多了，与老高熟悉了，他遂主动向我说了表哥的情况，由此我知道了江泽民生于扬州，早年在南京求学，后转入上海交通大学。解放前追求进步，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经常利用高家作隐藏之处从事秘密工作，等等。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根据上级的指示，我在衡山宾馆设宴接待罗马尼亚代表团，并代表中方签署了相关文件。尔后，我厂专家小组赴罗马尼亚工作了9个多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罗马尼亚期间，作为中国专家工作组组长的江泽民经常来看望第四电表厂的人员，政治上给予指导，工作上给予帮助，生活上给予关心。

周银生说，考虑到不习惯吃西餐，故携带了许多中国食材和调味品到罗马尼亚，自己动手办伙食。一因都会说上海话，二因有亲戚关系，三因口味相同，江泽民与大家熟悉了，常来常往，一起谈天说地聊家常，还下厨“露一手”烹饪淮扬菜，与大家同桌吃饭，彼此相处得十分和谐、融洽，结下了情谊。

江泽民任上海市长后不久，曾到第四电表厂看望当年在罗马尼亚共度难忘岁月的伙伴们，还应邀为工厂挥毫题词。听说当年我这个年轻的书记十分支持援罗工作，江泽民想顺便见我。周银生打电话找不到我，因我正出差在外地。我知道，这是江泽民在上海工作期间，为数极少的一次不以市长名义、而以朋友身份到工厂看望当年在一条战壕里奋斗的同志，由此可见他的重情重义。

1986年春夏之交，老校长徐寅（曾任我母校徐汇中学校长、徐汇区业余大学校长）打电话找我。他不仅教学有方，擅长治校，而且学识渊博、文笔优美，常以冰谷的笔名在《新民晚报》等报刊发表杂文、随笔。

“我写了一封给江泽民市长的信，想请你帮忙送达，”老校长直言不讳道明来意，“担心直接邮寄，本人收不到。”

原来，老校长有个独生女儿文革中去了江苏苏北地区插队落户，后与当地一名青年结成秦晋之好。孰料，婚后不久两人感情破裂而分道扬镳。老校长爱女心切，想将孤身一人在当地生活多有不便的女儿调回上海。然而，调入上海的指标很稀缺，老校长四处碰壁。无奈之下，他抱着侥幸的心态，想到求助老校友江泽民。

我知道徐寅早年毕业于交通大学，遂问：“江市长认识您吗？”

老校长如实答道：“虽说我与他是校友，但交大的校友这么多，自然是我认识他，而他并不知道我，你在解放日报当记者，我想应该有办法帮我将信呈送给江市长……”

我答应帮忙转信，但先给老校长打了“预防针”，以降低其期望值，坦率地说：“作为上海的市长，江泽民每天要处理的日常工作和解决的民生问题很多，不可能反映给他的问题都能解决，您要有思想准备。”

这是我个人接受的委托，当然不能通过解放日报的渠道送信给江市长。由谁当“海娃”？我想到了曾经的部属高步洲。我向老高讲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请他帮忙送达收信人。老高很爽快，拍拍胸脯对我说：“小陈书记，你放心，我保证送到。”尽管我离开工厂已经多年，并且身份早就转换为新闻记者，但是，他与原来一样，还是习惯称我“小陈书记”。坦率而言，我对这事能否解决心中无底。

临近岁末，老校长兴高采烈地打电话告诉我，女儿已经调回上海，并且已到单位报到工作了。这个圆满结果令我十分欣慰，便说：“那您应该再写一封信，对江市长表示感谢。”老校长动情地说：“你说得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已经写好了感谢信，仍然要拜托你呈送。”我答应了，遂又托老高转交江泽民市长。

虽然我不清楚江泽民处理徐寅来信的具体情况，但是通过这件事，证实了我过去听到的对江泽民的评价，切实感到他是富有人情味和同情心的干部，体恤民情，乐于助人，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前提下，总是尽心尽力为别人排忧解难，这是多么难能可贵。

1988年初夏，江泽民以中共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的职务会见来沪访问的外国首脑，我奉命前往西郊宾馆采访报道。当我步入会客厅时，看见江泽民与夫人王冶坪及副市长谢丽娟坐在沙发上，三人正在有说有笑。我正要退出回避，被靠近大门的江泽民看到了，他知道我是来采访的解放日报记者，马上亲切地招呼：“你不要离开，过来坐下，外宾很快就要到了。”江泽民指了指他左侧的沙发，请我坐下，然后继续他们三人的话题，轻松愉快地唠家常，而不回避我。

当时，他这种对记者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我如沐春风。当然，尽管与江泽民面对面、零距离，我也恪守记者的职业操守，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三十多年来，我偶尔在上海的采访现场近距离见到江泽民，大都是在电视新闻中看到这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形象。而今，斯人已逝。在我的眼中，江泽民是能谋善断、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是知识渊博、多才多艺的学者，是平易近人、风趣幽默的领导，是通情达理、可亲可信的长者——一个大写的中国人。

2022年12月3日于奥斯维戈湖

—————

推荐：李功韬

编辑：成海涛

编审：韩雄亮

编发：新媒体头条